從唐末五代之亂以來﹐道德淪亡﹐廉恥盡失。宋代士子為振衰起敝﹐從學問修養上挽救人心社會﹐宋代理學的起源有兩個思想的背景：一是外來的影響、一是內在的變化。外來的影響：就是無形中受到「佛」、「道」的影響。尤其是禪宗所講的「明心見性」之道影響最為大。儒家思想一向以現實社會的倫理綱常為主﹐論者遂以為缺乏哲學上的推理系統﹐難以滿足好學深思之士進一步探究的欲求。因此唐代儒學雖為政府倡導﹐實際影響卻遠不及佛學深遠。宋初學者戒五代之混亂﹐為挽回世道人心﹐重新提倡儒學﹐並為能與佛學相抗衡﹐特別著意於儒家思想的「形上學」體系的建立﹐同時亦吸收「道教」中關於宇宙的本體的概念﹐作為建構理學「宇宙論」、「本體論」的重要部份。但是理學家著述立法的目的﹐在於救世濟民﹐尋求建立一個完美的社會和人生﹐故此仍以倫理為主。故儒、道、佛三種思想揉合的結果﹐乃產生「理學」。
內在的變化：就是儒家本身的思想變化。儒學自兩漢以迄隋唐﹐已由孔、孟、荀的儒家之學變為經學。而且所謂經學﹐從西漢、東漢到唐代﹐亦已由注重「微言大義」的今文學經﹐一變而為專重訓詁考據的古文經學。又由箋注經傳的「注」﹐再變為「注」作「注」的「疏」了﹐致力於文字訓詁名物﹐考據章句分析﹐已有偏重書本研究之嫌﹐去孔、孟、荀「尊德性」、「論政治」的學風日遠。而且經生喜歡自誇博學﹐箋注日趨繁鎖﹐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紕漏﹐亦必曲說以為彌補。這種繁屑的講疏﹐有遺孔孟遺意﹐忽略先哲經傳中所含義理的討究﹐舍本遂末﹐正是經學末流之弊。到韓愈、李翱的作「原道」、「復性」﹐儒家思想開始轉向一新的路向。韓愈的「原道」指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相承﹐並感慨地說：「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真傳焉！」從此孟子的地位提高﹐《孟子》一書亦得與《論語》並列。同時「原道」又引《大學》：「明明德」、「正心誠意」之說﹐表而出之。李翱之「復性書」三篇：上篇論性、情及聖人。中篇論修本成聖之法。下篇論人必須修養﹐其思想備受佛學的影響﹐為儒家學說開創一條新途徑﹐更走向「經學」的境界。
所謂「理學」﹐便是「體認性命之學﹐而求配當事物之理﹐合天理物理而一之。」的一種學問。《宋史?道學傳》云：「道學之名﹐古無是也……孟子沒後無傳﹐至宋中葉周敦頤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於人者﹐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情。程頤、程顥受業周氏﹐表章大學、中庸與論、孟並行……迄宋南渡﹐朱熹得程氏之傳……大體以格物致知為先﹐明善誠身為要。」說明宋代理學發展的大概。而在黃宗羲等人所輯的《宋元學案》中所記﹐宋代的理學家著名的有﹐胡瑗、孫復、司馬光、邵雍、張載等人。但宋初諸儒的思想理論﹐還是陳義粗淺﹐未能深入精微之處﹐所謂理學﹐也末建立起來。故宋初諸儒努力的結果﹐只是開其風氣﹐為理學家舖平道路而已！及至周敦頤起﹐憑其博大精深之學識﹐碓切地發揮儒家「心性學」之精微處﹐而後理學始成立。故周敦頤實是稱為理學創始者﹐傳之程頤、程顥而定理學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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