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文化是博大精深的炎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起源是商文化中的一枝独秀，是商族人对中国社会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今天，研究 |
商文化是博大精深的炎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起源是商文化中的一枝独秀，是商族人对中国社会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今天，研究这两个问题，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对把商丘建成区域性商贸中心城市、促进商丘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研究商文化，首先要搞清楚它根植在哪里？当然它根植在商族发祥地———商地，商族因商地而得名。但对商地的具体地，史学界至今仍众说纷纭。一种意见认为，商人起源于今河南偃师一带，是为豫西说；第二种意见认为，商人起源于今河北南部漳河地区，是为冀南说；第三种意见认为，商人起源于东方，即以今商丘为市中心的黄淮平原地区，然后沿黄河西进，在豫西和冀南以至更广阔的地域得到发展。此外还有起源于陕西商洛和今河南濮阳市内黄县等说法。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说法呢？主要因为从商始族契到盘庚迁殷的大约770年中（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推算），商族在黄河中下游的广阔平原上，频繁迁徙，居住无常（以成汤建国为界其迁徙有前八后五之说），因而其发祥地产生“多说”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尽管商族发祥地说法不一、头续乱杂，但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重大成果的情况下，只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采取多学科交叉、综合分析验证的方法，是能够排除疑案，取得可信成果的。
第一，从文献方面看：一看经典史籍。以《史记》为首的多数古典史书均持“东方说”。《史记·殷本纪》说“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赐姓子氏”。“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帝王纪》说“帝喾高辛……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登位，都亳”。《春秋左氏传》说“阏伯（即契，笔者注）居商丘，相土因之。”《括地志》说“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汤即位，都南亳，后徙西亳也”。其他诸如《诗·商颂》、《国语》、《竹书纪年》、《大戴礼》等，均有帝喾及契、相土、汤等殷商先祖在商丘发迹的记载。二看体现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国事全书》。该书载：“玄鸟生商，商是黄河下游的夷人部落，帝喾高辛氏后裔。以契为商人始祖。”“汤灭夏之后，都于亳……汤所都亳为南亳（今河南商丘东南）。”三看马克思主义著名史学家所编中国通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说“契部落居商丘”。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说“商，在今河南商丘县，商朝就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四看内容稳定颇具权威性的辞书。我们翻开任何版本的《辞海》或《辞源》，在“商”字条下，无不释为“商始族契封于商（今河南商丘县南）”。“亳”字条下，则详细地释为“古都邑名，商汤时都城，共有三处：1.在今河南商丘县南，相传汤曾居于此，又名南亳。2.在今河南商丘县北，相传诸候拥戴汤为盟主于此，又名北亳。 3.在今河南偃师县西，相传汤攻克夏时所居，又名西亳。灭夏后，还都北亳。”这和《括地志》所载是一致的。五看被称为“一方之全史”的方志。清康熙四十四年由著名学者主编的《商丘县志》，把先商诸公在商丘的史迹说的明明白白。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方志大家傅振伦先生在新编《商丘县志·序》中写道：“归德商丘，是古代名都大邑。黄帝曾孙帝喾兴于高辛，代高阳氏。喾子契，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丘（在今商丘南），尧封帝喾子阏伯（即契）于商丘为火正。十三传至汤，灭夏称商朝。契至汤八迁其都。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振迁于殷，报丁（或报丙、报乙）复归商丘。汤始居南亳，从先王居。亳（今商丘东南）亦商丘地。”这是对商族起源问题最为明确的概括。
第二，从考古发掘验证。商丘市的古文化遗址，诸如永城市的造律台、王油房，虞城县的营郭、魏堌堆，睢阳区（原商丘县）坞墙的半塔、谷子坑，柘城县的山台寺，以及睢县的周龙岗等，均为龙山文化。证明了五帝时代文化在商丘的存在。睢阳区高辛镇，镇北有帝喾陵、帝喾祠。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为之树碑，确认是真的帝喾陵。两相对照，五帝中的帝喾在商丘是有根据的。更有说服力的是古宋国都城的发现。 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合作组成中美联合考古队，在今睢阳古城探明了面积约10.2平方公里的古宋国都城，在筑城夯土中所发现的陶片等遗物，没有晚于春秋时期的。这一发现，与“周成王封微子于宋”、“奉其先祀”、“以嗣殷后”等文献记载结合起来考究，商丘是商族的起源地就无可置疑了。因为周朝所实行的“分土封候制”是将古帝王之后分封在他们先祖故地的。宋国是由殷商贵族后裔统治殷商遗民的诸候国。
第三，以商族的图腾崇拜作旁证。《诗·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楚辞·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宣，玄鸟致贻女何喜。”认为商族是玄鸟图腾而生。《史记·殷本纪》又演绎成：“帝喾次妃简狄行浴吞玄鸟蛋而生契”的完整故事。在甲骨文里，商先公王亥的亥字也从鸟。这充分说明商人以玄鸟（燕子）为图腾。不同分支的东夷人，崇拜不同的鸟。《左传·昭公二十年》说东夷有二十四种以鸟为氏族标识的“鸟部落”，这个庞大的鸟部落分布在泰沂山区及其周边地带。后来他们向外、特别是向西迁徙，玄鸟氏迁商丘就是其中一支。致力于甲骨文研究的近代学者王国维认为，商人的鸟图腾与东夷的鸟图腾有渊源关系，因而认定商人起源于东方。他的这一见解，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他商人起源诸说，他们的图腾崇拜又是什么呢？
第四，以古代天文学资料相对照。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说：“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何）尝不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五帝）三代（夏商周），绍而明之……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这是说，古人是把天上的星宿和地上的州城联系起来看的，即把天上的星宿分别指配于地上的列国州城，使之相对应。然后观察天象，占卜吉凶。这叫做“列国分野”。据《左佐·昭公元年》所载， “辰为商星”，“商星即心宿”，“心星古称大火”。“心，宋之分野”。《晋书·天文志》说：“自氐五度至尾九度为大火，于辰在卯，为宋之分野。”“观之阏伯，相土，皆主火正，则心为宋之分野无疑矣！”古代这种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天文学说，实际是人为地规定天地之间的对应关系，今天看来它是不科学的，但它却给后人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人们把商星、火星台、阏伯主火正、商族等联系起来考察，即可证明商族起源于与“心宿”相对应的商丘。
此外，还可以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考证。《水经注》在叙述睢水流经区域时说：“睢水又东迳高乡亭北，又东迳亳城北，南亳也，即汤所都矣。”《史记·殷本记》“汤征诸候，葛伯不祀，汤始伐之。”对于葛，《孟子》说“汤居亳，与葛国为邻”。《汉书·地理志》说“葛，梁国宁陵之葛乡”。再说，夏朝统治区主要是在今河南中、西部和北部以及山西南部，都阳城（今河南登封东）等地，那么偃师就是地处夏朝统治区腹地了。一个对夏朝表面臣服而实际相抗衡，最后革了夏命的商族，长达470多年居住在夏朝眼皮底下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综上所述，可以取得如下清晰的认识：五帝之一的帝喾居商丘高辛。帝喾子契（阏伯）与禹同时，因助禹治水有功，封于商，遂成为商族始祖。十三传至汤约470年间，曾八迁其居，但迁来迁去，复归商丘。汤灭夏建商朝，都商丘县东南亳城，此为商朝第一国都。300年后盘庚始迁殷。商丘乃商文化的根植所在无疑矣。
追溯商文化的起源，就涉及到五帝时代的炎黄文化。我国二十五史为首的《史记》，开宗明义第一篇便是《五帝本纪》，因而习惯上便以此作为中华文明史的开端了。关于五帝有多种说法，《五帝本纪》选择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后来，人们逐渐定于一尊，接受了这样的历史体系。
大量的历史文献、现今地面上留存的胜迹以及地下的考古发掘，证明商族所居住的黄淮平原是中华有史以来开发最早、对中华文化发展影响最深的地区。黄帝为五帝之首，与炎帝共被尊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帝王世纪》说，黄帝生于寿丘（今山东曲阜东北六里处），在位百年（有关五帝在位年限均据皇甫谧注释），在他领导的时代，有很多发明创造，如养蚕、舟车、文字、音律、医学、算术等等。继而为帝者是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都帝丘（今河南濮阳市），《晋山·地理志》则说“颛顼始自穷桑（今山东曲阜北），而徙邑商丘。”在位七十年。《五帝本纪》说他“活动很广、教化万人，四方皆来从属。”继颛顼帝位的是黄帝曾孙高辛氏，称帝喾，都亳（今商丘县南），在位七十年。《五帝本纪》说他“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治民若水之灌溉，平等而执中正，遍于天下。”继帝喾登位的是尧舜二帝。尧为帝喾之子，初封于陶（今山东定陶以北），后又封于唐，作于城阳（即今定陶）。在位九十八年。“尧舜视天下所宜而行事。”“四海之内咸戴尧舜之功。”后世称天下明德皆出自尧舜。按传统历史体系进行时间推算，五帝时代为380年，距今约为4200年至4500年，尚属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创造了龙山文化。此时生产工具已出现了石镰、螓镰，陶器已开始用轮制，形状和饰纹较前多样化，还出现了卜骨。在经济生活中，农业已占相当比重。母系氏族公社即将完成到父系氏族公社的转变，原始状态即将解体。五帝创建的龙山文化为商文化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经古商国、商朝和古宋国三个历史阶段，历时1774年（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推算），绵延沿续，扬弃继承，革新发展，创建了灿烂辉煌的商文化。似可以说，商文化源于五帝时代，兴起于古商国，发展于商代，成熟于古宋国。
从契封于商至汤建商朝，历十三代，约470年，为古商国时代。契初为部落联盟盟主，契的五代孙冥时建立了夏代的东方属国———古商国。古商国（包括部落联盟）政治清明，重于教化，民丰物阜，百姓安居乐业。相土辅佐夏朝，功著于商，故《诗》歌颂他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势力达到今渤海一带及其附近岛屿，并发明了“乘马”。相土三世孙冥善于治水，对待民众宽厚仁慈。冥子王亥，注重畜牧业的发展，驯服了牛为人架车拉犁驮物，并带着牛群远去易水边进行交易，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上居于中华各氏族的前列。成为可与夏朝抗衡的东方属国。
汤灭夏后所建立的商朝，实际上是古商国的继续和发展。盘庚迁殷后商丘一带依然是商王朝的根据地和商族居住的集中区。从汤至纣被周武王所灭，前后历经三十一帝551年，其中商前期300年，商后期（殷）251年。商朝农业比较发达，手工业已能铸造精美青铜器和烧制白陶，交换也比较扩大，有了商业专业户，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早期城市。作为文化主要标志的文字，这时也已成熟。《尚书·力士》记载周成王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成王这里说的“殷先人”应当包括汤伐夏以前的“殷先人”诸世。商文化在商丘发迹兴起，经近11个世纪的演进，使商文化在更大的范围内走向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商朝成为当时世界上的文明大国。
公元前1042年周成王登位后的第三年，即公元前1039年，周公承成王之命，将商旧都周围地区封给微子启代殷后，奉其先祀，国于宋，都睢阳。宋之疆域约有今河南东北部，江苏西北端，安徽北部及山东西端之地，略小于古商国的版图。宋国不仅由于商人集中而得以存在，重要的是作为殷商文化象征而存在的。宋人保留、接续和发展了商文化传统，成为西周至春秋时代“於周为客”的一个大国。历跨西周、春秋、战国三个历史时期，延绵753年。这一历史时期，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形成了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中华文化第一次大发展。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的以儒墨道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在宋国空前繁荣。因此可说，宋国在中华文化大发展中居于中心地位，使商文化得以全面发展。孔子祖籍在宋，他自称是“殷人也”，可见他也是把“宋”视为殷商的。这正是我们把宋文化列入商文化范畴并作为商文化成熟阶段的根本原因。
先进的农耕文化是商文化的重要特征。文化形态按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分为海滨文化、高原文化和平原文化。商文化属于平原文化。商丘地处黄淮大平原，除今江苏徐州附近有些小山丘外，全境均系平原沃土，而且沼泽密布，河流纵横，向有“八水过宋”之称。这种自然地理环境，使整个大平原气候温和湿润，草木茂盛，适宜于从事农业、渔业和畜牧业等生产活动，早在古商国的相土、王亥时代，农牧业就已很发达，青铜工具的出现，对制作较进步的木制工具非常有利，马牛的相继被驯服、使役，更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并能以成群的牛马到外地作交易。商朝农业为全国的先进地区，已开始使用青铜制作的农具。汤时代大臣伊尹发明了提水工具，名曰桔槔，用于吸水灌溉农田，农产丰富，已用多种谷物酿酒，农业生产技术被推广到四面八方，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到了古宋国时代，以农业为主的复合型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不仅能种植五谷杂粮，还能够种植桑、麻、漆等多种经济作物，庄周曾作漆园吏就是明证。在手工业制陶、纺织、冶金制造和玉器加工等方面也都有了较高水平的发展。
悠久先进的农耕文化，塑造了商人崇德尚义的文化特色和勤劳古朴的民风。商始族契原本是帝舜时代的司徒，“敬敷五教，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成汤“网开三面”之举，可谓崇德尚义的典型。到了古宋时代，其俗有“先王遗风，厚重多君子”，崇德尚义之风尤为突出。宋襄公在与楚国的泓水之战中，坚持“不鼓不成列”，虽战败受伤，至死不悔。《吕氏其秋》对此评论说：“於今为笑，於古为义。”在平民中，如竭粟救饥、品德高尚的公子鲍，拒不收受馈赠宝玉的子罕等，也不乏其人。商人虽无山川之饶，但能“俭啬”、“恶衣食”，在艰苦的环境中生活，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美德，知足常乐，崇尚节俭，这反映了商人优良的传统文化意识。
商文化的另一特征，是它的多溶性。商丘地处中原与东夷的接合部。中原人所创造的仰韶文化与东夷人创造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在黄淮平原交汇，这是第一次文化大交融，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古商国文化。古商国是夏代的东方属国，商文化与夏文化相互渗透是明显的。夏代创造的历法，俗称夏历，商国及商朝吸收采用。这是第二次交融，形成了商朝的文化。第三次交融是商文化与周文化的汇合，在商文化中可看到不少周文化的轨迹。长达七百余年的古宋国，历跨西周春秋和战国三个历史时期，其间，地方割剧势力兴起，诸侯国之间战争不休，会盟交往也日趋频繁，加上商人经商、学者周游列国聚徒讲学等等，加速着区域文化的撞击与渗透。文化交融是促使社会进步的前提和媒介。至此，商族开发的黄淮平原成为绚丽多彩的古文化圈。
商文化中也有其封闭保守性的一面。反映在生活方式和习惯上，表现为崇拜祖先，恪守祖训，重男轻女，信占卜，祀鬼神，崇巫思想浓厚，神权崇拜也很严重。
从以上所述看，我们在这里探索的商文化，是从契至偃（古宋国最后一位王）由子姓统治、一脉相承的商文化，它包括商族早期（古商国约470年）、商族中期（商朝551年）和商族晚期（古宋国753年）三个历史时期长达1774年完整的商文化（年代系按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推算）。而且其区域范围不限于商丘市现今所辖区域，而是扩展到商族当时所管辖的广阔的黄淮平原，因为这样符合实际，也有利于说明问题。公元前286年宋被齐灭后不久，在这里秦置砀郡，西汉建梁国，唐设汴宋方镇，北宋划京东西路，南宋作临时京都，都是直属中央的一级行政区建制。商文化的传统与发展更为灿烂辉煌。
关于商丘是不是商业的起源？对此，上文已初见端倪，下文试图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加以论证。
商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换句话说，就是人类在社会产品有了剩余时，才能发生交换行为。商丘一带，是中华文化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商族人所从事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在全国也是最先进的。因此说，商业起源于商丘有其历史必然性，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
商业起源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不是在某一时代一朝一夕骤然兴起的。早在帝喾时代以前已开始有了交易活动。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这说明最迟在帝喾高辛氏时代已经有了商业，只是没有记载下来罢了。五帝时代处于原始社会的中、晚期，生产尚不发达，交换只限于为数不多的剩余物，尚属一种偶然现象，也是在部落内部进行的。这种偶然的交换行为，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才“靡得而记”吧！
到了以契为始祖的古商国时代，实现了由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的转变，并逐步实现了奴隶制，进入文明时代，生产力得到解放。相土、王亥时期，畜牧业大发展，手工业有了新的进步，社会产品可以提供超出自身消费的较多的剩余，社会上产生了互通有无的需要。相土、王亥又相继发明了马车和牛车，于是部落之间出现了可以经常交换的条件。王亥带着大批畜群到河北有易国进行交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其规模和交换活动的次数都比帝喾时代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王亥作为一国之君亲自去有易的交易活动，规模大，行程远，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商业上起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人们很自然地称他为商业的始祖，连同他的“服牛”的贡献一并记入了史册。
到了商代，农业工具出现了铜铲、铜钗，水利已有了相当的发展，手工业脱离农业实现了社会第二次大分工。最有代表性的手工业是青铜铸造业，还有制陶、制骨器、纺织、木工、石工、漆工、酿酒等等，因而就出现了直接为了交换而生产的产品，出现了商业专业户。《尚书·酒诰》载：妹土“肇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就是记载人们以经商谋生之事。还出现了农村商品交换的组织形式———市集，《易· 系辞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是对当时农村贸易的描述。最足以说明商业发展的是商代货币的发现，不仅有海贝，还有玉贝、骨贝和铜贝，商丘市发掘的商文化遗址数十处就有贝的发现。《前汉书·食货志》按《管子》言“汤以庄山之金铸币，禹以歴山之金铸币，即夏殷时即有钱币矣。”此外还有“商汤令妇女织‘文绣篡组'，用新兴的丝织品换取粮食，一纯得粟百钟”的记载。至此，人类社会实现了社会第三次大分工，商业日趋发达，社会上出现了专门从事商业的阶层。
古宋国时期，商业经济已相当发达，出现了睢阳（今商丘市睢阳区）定陶（今山东定陶县，当时属宋国）和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当时属宋国）等著名的商业城市，形成“三都鼎立”的局面。交通四通八达，齐鲁通荆楚，晋郑通吴越，燕赵通湖广，都需要通过纵横贯穿于宋国的大道与河流。水路交通非常方便，向有“八水过宋”之称。大道与河流相通连，所以各种商品“四方辐凑，并重而会”。范蠡以为定陶 “乃天下之中，诸候四通，适应于货物交易”。于是便在此治产积居，随时逐利，十几年时间“三致千金”，成为拥有亿万财富的商业大户，被称为陶朱公。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南方人来此经商治产了，商丘已成为辐射四面八方的商贸中心城市了。
由此可见，商业起源于商丘，是商族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由于商族人从事交换活动早、从商人数多，人们习惯上便把从事交易活动的人称为商人，这种行业为商业。今天，现代商丘人，正在集中精力，发展市场经济，把商丘建成豫鲁苏皖接合部的区域性商贸中心城市，以更高的水平重现昔日的辉煌。吴越商人，追随其同乡陶
朱公的脚步，相继来商投资办厂，组建商会。众多旅居海外的商族后裔，如宋氏集团、戴氏集团、庄氏集团等等，近年来纷纷来商寻根问祖，组建企业，兴办学校，一种划时代的商业文化正在古老的商地蓬勃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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