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对于文明的定义中，不掩藏对于商业贸易的篇好，认为出现手工业者或商业，才是文明的进化。概念各人可以自我定义，不再多谈。倒是汤因比在文明起源中所列举的一些案例，值得品味。
汤因比引述阿提卡形成雅典文化，原因在于耕地不足以提供食物，而被迫开展橄榄油贸易，发展出陶瓷和航海工业，与地中海国家进行商业交易；在谈到犹太人、基督教一性论教派、袄教帕西人受到宗教迫害之后，丧失了土地并流散，不约而同地发展起商业和金融业。按照汤因比的挑战与应战理论，这是环境对文化挑战下，所选择的道路。
丧失了土地，就会应变生出重商文化，是历史的重要经验，返观中国，农耕文化出现后，丰富的土地资源和产出能力，使农耕成为国家基石，因此商君看到了这个问题，重农而禁商，可以说埋下了一个巨大祸根。蒙古人进入中原，开展了圈地运动，本来可能将汉人驱离土地，从而促使中国更早出现成型的商业文化，然而蒙古文化级差太低，在对待南人上更多是划为牧场奴隶而不是鼓励商业，再次使中国丧失了一次化压力为动力的契机。历史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即便在蒙古鼓励重商后，有明一代重回抑商重农的政策，这就提到外部动力的一贯性。可以看见，犹太人的重商主义，是一种压迫下的被动反应，由于犹太人的生存状态，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未得到根本改变，因此发展商业和金融业的动力，一直得到高度保持。这可能是犹太人不幸中的大幸，因为压力提前使其文化中的经济形态，从农耕跨越了马克思所说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到了商业文化时代，保持了民族的先进性。
犹太的商业文化，是被动产生的反应，而中国的商业文化发展，最初是主动的。中国资本主义最早萌芽于明代的纺织业，它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或者可以说，这是经济的主动产物。然而这种主动的产物，在稳定的农耕文化吸力下，丧失光茫。只是到了近十九世纪，新的资本主义形式，重新通过缫丝厂而复兴，历史的轮回用了四、五百年时间，最终还是通过西方的挑战而完成。综观文明发展过程，人类社会与环境的挑战与应战，都证实了孟子那条颠簸不破的真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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