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国秦汉三国时期，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时期，其标志是《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等医学经典的相继问世。《黄帝内经》大约是战国秦汉时期，为后世中医理论之源。《伤寒杂病论》系东汉南郡涅阳张仲景所著，该书的最大贡献是确立了辨证论治原则，奠定了临床诊断理论的基础。《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的洛阳，其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中药学理论。而这三部医药学著作主要是在中原完成的，可以说中华医药理论的形成是在中原。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医学得到了全面发展。唐代医学大家孙思邈，曾长期在中原行医，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集方剂之大成，对《黄帝内经》有大量征引和深入阐发。同时，他收录了张仲景著作有关伤寒病症的部分，从而使医圣文化得以广泛传播。
宋金元时期，是我国医学的发达兴盛时期，其重心在中原。这一时期医学发展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医政设施的进步和完善。北宋在都城开封，设立“翰林医官院”、“太医局”及其他保健或慈善机构，把医药行政与医学教育分立起来。同时还设立“御药院”、“尚药局”、“医药惠民局”等专职药政机构，这一传统至今仍被沿用。“医官院”的“针灸铜人”，成为世界针灸医学发祥地的象征，在无言地向世人述说中原医学文化的鼎盛与辉煌。
明清时期，由于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我国医学在南方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河南仍涌现出了众多著名医家。
郭德欣（河南中医学院教授）：宋代以前，河南一直是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中原大地名医荟萃，是名医最多，对医药学术发展贡献最大的地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春秋战国至明末，史传中有籍可考的全国５７００多位名医中，河南就占９１２人之多。东汉时期南阳人张仲景，被后世尊为“医圣”。南齐时河南阳翟（今禹州）人褚澄，进一步阐述了中医基础理论。隋唐之际，河南籍的医家甑权（扶沟人）、孟诜（汝州人）、崔知悌（鄢陵人）、张文仲（洛阳人），在国内享有盛誉。宋金元时期，王怀隐、郭雍、王贶、张从正、滑寿等，对推动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尤其是河南民权人张从正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攻下派”的代表；河南许昌人滑寿，其在经络理论研究上的成就，对后世针灸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明清时期，河南开封人李濂、固始人吴其浚、夏邑人杨、长葛人李守先、孟津的平乐郭氏等，以其独特的理论贡献，丰富了中医药文化宝库。此外，还有大批长期在中原地区从事医药活动的大家，如战国时期的神医扁鹊，三国时期外科鼻祖华佗，南北朝时期的针灸家皇甫谧，唐代著名医药学家、药王孙思邈等，都曾在河南行医采药，著书立说。
蔡永敏（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中原地区在历史上还形成了独特的药文化。产于怀庆府（今焦作市辖区）的“四大怀药”，即怀山药、怀菊花、怀地黄、怀牛膝，距今已有３０００多年的栽培历史，在众多的中草药中，独享有“华药”的美誉。而由之产生、发展成怀药文化、怀商文化。
百泉药王庙会，成了我国著名的药材集散地之一，故自古就有“不到百泉药不全”之说。禹州作为中药材集散地历史悠久，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药材集散地之一，素有“药过禹州倍生香”之说。自清康熙年间相继建成众多会馆，成为禹州药业兴旺发达的历史见证。
洛阳龙门石窟的药方洞，始建于北魏，唐代建成，历时２００余年，洞内刻有１００多个药方，涉及动物、植物、矿物等１２０多种药材，可治疗内、外、妇、儿、五官科多种疾病。这些药方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洛阳药方洞见证了中原医学文化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
中华医药文化的灵魂
中医学文化是在中华文化母体滋养下发展成长的，从传统文化这一母体文化中，源源不断地汲取营养，积淀起深厚的文化内涵。中原中医药文化，是中华医药文化的根基和主体，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张仲景医圣文化为代表，以其高尚的职业道德、科学的辨证论治思想、完整的理法方药体系，成为中医学的灵魂，对整个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郭德欣：中原医学闪耀着哲学思想的光辉，既是医学的中医，更是文化的中医，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
从《黄帝内经》开始，中医药文化的哲理就十分明晰，阴阳学说、五行相生相克、整体宇宙观等哲学思想基础已经奠定。东汉末年，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开创了辨证论治的先河。中原医家所创造的理论价值时至今日仍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其一，阴阳及平衡理论，明确提出了人体阴阳之气的平衡是生命健康的基本条件，“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和谐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二，五行及脏腑、经络理论的提出，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整体观念与联系的观念。其三，藏象及辨证理论，通过对人体外部现象的观察，得知人体的健康状况，体现了中国古代医学对本质和现象问题的独特理解。张仲景的辨证论治理论的提出，反映出对差异性问题和分析方法的独特理解。此外，中医治病包括无病养生和有病调理两个方面，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整体观在医疗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总之，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大智慧，是人类文明的一朵奇葩。
郑启仲（濮阳市中医儿科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中原医学文化，有着显著的人文思想的特征，这些也是中华中医文化的特征。
第一，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医文化的形成。如在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儒家“孝仁”思想清晰可见。
第二，传统伦理思想的价值取向等大量渗透于中医学著作中。很多医家在自己的医学论著中，用大量篇幅阐发伦理学问题，探讨医生的行为规范、医患之间的关系准则。
第三，中国崇古尊经的治学方式，对中医论著的发展亦起了重大作用。自《内经》、《伤寒杂病论》问世以来，中医界一直沿袭着崇古尊经的作风，这种以注解作为表达医学思想的治学方式，使中医学一脉相承，保持了中医论著发展的连贯性和继承性，从而形成了中医论著的独特体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