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也就是说，当一种文学样式在某个时代达到巅峰后，其艺术成就便很难为后人所超越，从而成为永久性的艺术典范。古代中原文学在先秦诗歌与散文、汉赋、唐诗等领域都引领时代，登峰造极，产生了灿若星河的诗人与作家，留下了千古流传的佳作。
张鸿声：《尚书》是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它是经东周洛阳的史官整理成书的。《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现实主义精神与“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垂范后世。《诗经》中属于今河南境内的作品有１００多篇，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国风”１６０篇有９５篇作品创作于河南，《周南·关雎》、《睟风·载驰》、《郑风·将仲子》、《卫风·氓》等数千年来传诵不绝。
何弘：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第一次高潮时期，产生了以诸子散文为代表的历史叙事散文、论说散文和寓言。先秦诸子中，河南名家甚多，如老子、墨子、列子、庄子、韩非等，他们不仅是思想家，而且是著名的散文家和寓言家。诸子作品，既是中国文化的元典，也是中国文学的瑰宝。老子的《道德经》五千言，是我国第一部用韵文写成的哲学著作，语言精炼，对比工整，被称为“哲学诗”。《墨子》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论辩文集，其文多用设问和比喻，使论述深入而又通晓明白。《庄子》善用寓言和历史故事，想象丰富，汪洋辟阖，仪态万方。郭沫若说：“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是在他（庄子）的影响下发展的。”《韩非子》风格峭拔，语言犀利，析理透彻，逻辑严密，是论说文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古代寓言的代表作。
孙广举：秦行苛法，焚书坑儒，文坛无人，如鲁迅所说，可称之为作家的，只有出身河南上蔡的李斯一人。汉魏时代，有“汉魏文章半洛阳”之说。辞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西汉洛阳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鸟赋》，语词严谨，句法整齐，开汉代骚体抒情赋的先河，确立了汉代骚体赋的基本形式。西汉梁孝王建梁园，会聚枚乘、司马相如等一批名士，枚乘的《七发》为梁园文学的代表作，同时也是汉代大赋的滥觞。东汉南阳张衡的《二京赋》，结构宏阔，描写生动，论述切实有力，是汉代大赋中的极品；其《归田赋》则开抒情小赋之先声，是历史上第一篇写归隐情绪的赋。西晋洛阳左思的《三都赋》，事类广博，文采富丽，名动天下，士人竞争传写，留下了“洛阳纸贵”的佳话。
贾谊的《过秦论》、颍川（今禹州）人晁错的《论贵粟疏》等，气势磅礴，切中时弊，为西汉政论文的巅峰。汉末陈留（今杞县）人蔡邕兼长于诗、赋、碑、铭各体，其女蔡琰（文姬）是文学史上第一位成就较大的女诗人。被刘勰称为“五言之冠冕”、代表汉代五言诗最高成就的《古诗十九首》，其中许多作品出自河南文人之手。汉魏之际，颍川（今禹州）人邯郸淳的《笑林》一书，是我国最早的笑话专辑。西晋时，中牟人潘岳、潘尼叔侄的诗文是文坛的一道风景，潘岳悼念亡妻的《悼亡诗》三首最为有名，后世称丧妻为“悼亡”既源于此。
汉末建安时期，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阮蠫、应 、刘桢）和蔡琰为代表的一批文学家，诗文“慷慨而多气”，史称建安文学、“建安风骨”。这些作家长期在洛阳、许昌活动，其中阮蠫、应 为河南人。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洛神赋》、王粲《七哀诗》等许多重要作品，都是写于河南并反映河南自然人文的名篇。魏正始年间，“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志趣相投，常聚于山阳（今焦作市东南），他们的作品以自然对抗名教，用隐蔽手法嘲讽政治，发高洁之论，抒愤世之情，被称为“正始体”、“正始之音”。“竹林七贤”中的阮籍、阮咸、山涛、向秀是河南人。“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以文学集团的形式，显示了一个民族对文学的热爱和重视，也显示了文学在历史变动时期的独特价值。
东晋以后，中原士族大批南迁，其中阳夏（今太康）的谢氏、袁氏，考城（今兰考）的江氏，顺阳（今淅川）和舞阴（今泌阳）的范氏，涅阳（今邓州）的宗氏，长平（今西华）的殷氏，新野的庾氏等家族，不仅以灿烂的中原文化滋润了可爱的江南，而且情随境化，自我更新，开辟了新的文学境界，成为南中国著名的文学世家。其中成就最突出的当数谢灵运、谢惠连、谢緿的山水诗，江总、江淹的抒情赋，庾肩吾、庾信的宫体诗。特别是到北朝以后的庾信，成为集南北文学之大成者。其他如新蔡干宝的《搜神记》、长社（今长葛）钟嵘的《诗品》、宗炳的《山水画序》、殷芸的《小说》、范晔的《后汉书》等，不仅以丰富特殊的内容制胜，而且创造了崭新的文学体式，开后世文学的先河，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何弘：唐代中原文学继先秦、两汉、魏晋之后形成了第四个高峰。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是诗国中最为辉煌的高峰。唐代最著名的三大诗人中，李白曾三度游河南，并在开封居留十年，而杜甫和白居易都是河南人。“诗圣”杜甫生于河南巩义，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以饥寒之身咏怀济世之志，处穷困之境而无厌世思想，与李白合称“李杜”，后人号为中国文学的“双子星座”。杜甫有《杜工部集》传世，收入１４００余首诗。杜诗集古典诗歌艺术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发展，内容广泛，感情深挚，沉郁顿挫，典丽淡远，千汇万状，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沧桑变迁，被称为“诗史”。苏轼称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独为首。”
白居易生于河南新郑，晚年居于洛阳香山，号“香山居士”，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他继承《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掀起了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的高潮。他的诗歌《长恨歌》、《琵琶行》、《秦中吟》等，寄托深微，感情饱满，韵律和谐，明畅通俗，是千古传诵的佳篇。其文章《与元九书》、《庐山草堂记》等，语言明快，见解精辟，旨趣隽永。
不仅是诗歌，唐代散文同样成就卓著。文坛宗师韩愈，是河南孟州人，他是司马迁以来最伟大的散文家，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文起八代之衰”，倡导古文运动，颠覆了骈文的长期统治，在文章的演变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他在写作上提出“文以明道”、“词必己出”、“陈言务去”等主张，他的散文气势充沛，纵横捭阖，奇偶交错，巧比善喻，名篇有《原毁》、《原道》、《师说》等。他的诗歌也别开生面，《调张籍》、《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等为其名作。
传奇小说是唐代新创的文学样式，“元白”诗派的领袖、洛阳人元稹的《莺莺传》，叙述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文笔优美，刻画细致，是唐代传奇的代表作，后世王实甫的《西厢记》即据此改编。白居易之弟白行简的《李娃传》，也是唐传奇的名篇。
除以上文学大师外，边塞诗人崔颢和岑参、诗鬼李贺、诗豪刘禹锡、晚唐大诗人李商隐等，也都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流的诗文作家，他们的作品超凡入圣，高标独树，冠盖古今，影响深远。他们与活跃于中原土地上的其他诗人一起，共同开辟了一代文学盛世。
李圣华：北宋时，东京是当时世界级的繁华都会，勾栏瓦舍遍布，说唱艺术勃兴，对宋词、话本小说的产生和兴盛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北宋文学的兴盛也是中原文学的繁荣。苏舜钦、贺铸、史达祖、朱敦儒、宋祁、邵雍等人的诗词，都在文坛有一定影响；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金盈之的《醉翁谈录》等堪称宋人笔记、小说中的上品。宋代理学隆兴，二程、邵雍为代表的北方理学对散文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文以载道的命题，在韩愈古文运动之后再次高涨，对理趣的崇尚，至宋代发挥到极致。
元明清时期，河南在诗文方面仍然涌现出许多名家，如元代的许衡、王恽，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首领李梦阳、何景明，清代的侯方域、宋荦等，代表了各自时代诗文的水平。此外，元代郑廷玉、李好古、宫天挺的杂剧、明代朱载癱的俗曲，河南地方戏曲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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